2025年6月，“二五”离开天津市救助管理站，向家的方向出发。 王 越 摄 本报记者 翟 倩 “‘二五’已经被家人接回去了，跟家人相处得不错，户籍也马上就能办下来了。请放心！”近日，当河南省驻马店市救助管理站的回复传来，天津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。 “二五”是谁？他为何会牵动天津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的心？ 事情要从1992年说起。 “‘二五’在我们站是个特殊的存在。”天津市救助管理站安置教育科副科长王越告诉记者，“他在站时间比我们现在任何一名工作人员的在岗工龄都长。”1992年，天津市救助管理站按照相关要求完善档案规范建设时，“二五”就在其中。“登记时，他的档案编号是25，工作人员估算他当时的年龄也是25岁。因此，我们给他起名祝尔武，平常就称呼他为‘二五’。”王越说。 “‘二五’不会说话，没学过标准手语，身上也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材料。我们根据他的比画推测，他七八岁时就走失了。”因为没有任何线索，市救助管理站“寻亲专家”闫世威也一筹莫展。他退休前夕，特意叮嘱年轻同事“一定要帮他找到家”。 20世纪90年代技术匮乏，寻亲工作人员凭借朝夕相处，硬是“破译”了“二五”的部分“自创手语”：他和父亲外出打过工；他习惯用手比画耳环来指代女性；有可能是河北或河南人士……这些零碎线索被一次次记录，又因寻找无果被一次次搁置。渐渐地，“二五”习惯了救助管理站的生活，更成为站里的“编外助手”——能为其他聋哑受助人员当“翻译”。 进入21世纪以后，科技为寻亲插上了翅膀。从第一批“DNA采集”到第一次“人像比对”，从第一批“头条寻人推送”到第一次“救助寻亲网登记”，“二五”始终是全站工作人员最为关注的那个。 一天，“二五”举着一本河南出版社的《焦裕禄》，兴冲冲地找到工作人员，指着书上“焦裕禄”三个字比画个不停。“他有没有可能是河南兰考人？”一想到这，工作人员甚至比“二五”还激动，马上通过今日头条等各种途径在兰考定向推送寻亲线索，但仍旧石沉大海。 近年来，救助管理工作有了更多变化，手语翻译、心理辅导等专业服务力量开始参与救助寻亲。为了帮助“二五”找到自己的家，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请来天津师范大学的心理老师，通过展示各地特色建筑和地理地貌，配合观察“二五”的“微表情”变化，绘制了“二五”家的画像——房子前面有小溪和水塔，村里还有戏台。“我们推测有可能是山西地区，但核实下来，还是没有结果。”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说。 一次次的“试错”让工作人员心里憋着一股劲儿，也正是这一次次的沟通尝试让“二五”与大家的感情越来越好。从书法、剪纸到空竹，再到八段锦，站里的各种活动抚慰了“二五”对家的思念，让他把救助管理站当作了自己的家。每到过年，“二五”都要写好多福字，贴在自己房间的门上，有时候还要用相框装裱起来送给帮助过自己的人。记者在2024年到天津市救助管理站开展“新春走基层”采访时，还获得了“二五”的一副对联和福字。 2025年，随着天津市救助管理站“1+5+N”终身寻亲法的深化（1项传统式问询，5类寻亲手段，N种科技支持），转机终于出现。公安寻亲专家通过Y染色体父系溯源技术，将“二五”的家人锁定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某镇某村翟氏家族。 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得到线索后非常兴奋，立刻联系当地民政部门开展核查。经过走访核实，该村翟某明有一个儿子已走失近五十年，情况与“二五”高度相符。当翟某明把自己的照片传回天津市救助管理站，呈现在“二五”面前时，这个沉默了半个世纪的男人突然剧烈颤抖，喉咙迸出断续的“呜呜”声。 经过DNA比对，“二五”和翟某明确认了血缘关系。 6月11日，天津市救助管理站在与驻马店市相关部门反复沟通，确保“二五”返乡后的户籍办理和后续安置有了稳妥保障后，将“二五”送回了他心心念念的家。 “终身寻亲不是口号，是一代代救助人的接力承诺，让这个‘不可能’的任务有了圆满的结局。”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张智荣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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